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微型圆雕饰物—铃铛形饰看中国古代铃铛文化

原标题: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微型圆雕饰物—铃铛形饰,看中国古代铃铛文化

钟是靠敲击外壁发音的,而铃则是在腔内系一个游动的铃舌,摇动铃体与舌撞击以发声。铃的形体,通常比较小,它的高度大多在10厘米以下。

学界对铃和钟的源流关系有较为统一的认知。从仰韵时代的铃一直到西周的钮钟,共经历了三个阶段: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的陶铃;龙山末铜铃到二里头铜铃;晚商铜铃到青铜钮钟。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也承载不同的时代使命。

陶铃的历史延续了两三千年,这期间陶铃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大的中断,而是以强劲的态势不断发展演变,延续时间较长。这一时期的陶铃也可以称之史前时期的陶铃,分为无甬铃和甬铃两大类。无甬铃又叫悬系铃,即铃顶上没有甬柄,目前已发现41件;甬铃,即铃上方有甬柄,柱状,实心,目前发现仅3件。【1】

1956年,湖北天门石家河三房湾遗址出土公元前2400年左右陶铃1件。铃身呈扁圆形,通高5.4厘米、口径7-9.8厘米,铃体两面阴刻兽面纹,现为湖北省博物馆收藏。

史前的陶铃可能不是纯粹的乐器,结合其出土地点来看,它可能是日常用品的一种,离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祭祀或者礼仪用器还存在不少的差距,将陶铃统一纳入乐器的传统看法也值得商榷。【2】

1983年,山西襄汾陶寺晚期遗址3296号墓出土了一件铜铃,公元前2000年左右。有学者指出,这件铜铃是我国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红铜铸就的铜铃。

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与陶铃标本IV06两者造型基本一致,不同的仅仅是材质上从陶制到铜制的变化。不难看出,陶铃和铜铃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铜铃的发展是在陶铃发展的基础之上进行再发展,具有继承性。而之后的二里头铜铃和陶寺铜铃形制差别就很大了,其间有罅隙,究其原因,则需要做进一步探讨。

铜铃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有舌青铜器具,铜铃主要是通过铃舌部分摇动而发声,属于八音之一的金类“悬鸣”乐器。作为夏文化早期的青铜器之一,铜铃在我国音乐史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是青铜器发展的雏形。【1】

陶寺文化之后,铜铃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再次出现,自此起,铜铃正式进入中原青铜礼器系统,成为二里头文化政治及礼制的象征器之一。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铃主要由铃钮、铃腔及铃舌三部分构成。到目前为止,据说已经出土12件青铜铃,全部出土于二期(公元前1700年左右)至四期。在一直延续出现长约200年的时间里,铜铃的器形基本保持稳定。

1981-1986年,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察与挖掘中,先后有4只铜铃出土。

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的一座古墓里,出土了一件铜铃,出土时放置于墓主人胸腰之间,它上面还附有麻布。

1982年,在二里头遗址六区的一座古墓里,也出土了铜铃,铜铃上面都有纺织品残片。

在2002年,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一件超级国宝–绿松石龙形器,更令人兴奋的是,在绿松石龙形器周围还发现了一件铜铃(见上图)。

墓内随葬品数量众多,总数达上百件,包括绿松石龙形器、铜铃、斗笠形白陶器、漆器、海贝等珍贵文物(见上图墓葬平面图)。

可以想象,墓主头部有头饰,拥揽镶嵌有绿松石的龙形器,手部握有铜铃,这种情景不得不让我们联想起宗教礼仪的场景,而铜铃则扮演了祭祀神祖仪式上沟通人神、祝福人间的法器,而墓主人可能属于以使用各种独具一格、能沟通人神的法器而又有别于其他高级贵族的祭司集团,通过祭祀神祖达到维系传统、加强统治的根本目的。【2】

二里头遗址的铜铃,有玉质铜舌。这类铜铃一般都与绿松石龙形器或者绿松石铜牌一起出土,表明这可能是一种与祭祀和礼仪相关的器物。

二里头遗址不仅出土了铜铃,还出土了陶铃。这些陶铃出土于二里头文化控制区域中,目前共发现陶铃10件, 其中, 二里头遗址发现6件, 驻马店杨庄遗址发现2件, 垣曲古城南关遗址发现1件, 登封南洼遗址发现1件。虽然铜铃出土于墓葬,而陶铃出土于灰坑或地层,但从铜铃铃舌的磨损程度来看,铜铃与陶铃一致,皆为实用器。只不过铜铃因其珍贵性,多随葬于所有者墓葬之中,而陶铃在使用过程中损坏之后,就地掩埋。从器形来看,二里头二期晚段及之前陶铃与铜铃相近,而三期之后陶铃与铜铃器形相异。从出土位置来看,铜铃集中发现于二里头遗址,而陶铃除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内的大型宫殿基址之外,还集中发现于二里头势力控制下的珍惜资源供应点。陶铃的器形和制作工艺简单,原料和纹饰也普通,其所表现出的高等级身份必然同铃这种器物自身的高等级性相关。陶寺文化之后,新砦二期发现了与陶寺铜铃器形极为相近的陶铃,郑州系陶铃受到陶寺陶铃的影响不断演变,最后促成了二里头陶铃的诞生。从时间早晚而言,二里头陶铃的出现时间早于铜铃,可见,铜铃模仿陶铃制作,两者的功能和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一致的,铜铃诞生后,陶铃的地位自然下降。相较于仅发现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铜铃,从陶铃的角度反而更能表现铃这一种器物在二里头文化中的日常功能。

二里头遗址陶铃所表现出的高等级地位及其与珍稀资源的关联性,从侧面为铜铃的性质阐释提供了依据。以陶质为依凭却仅出现在大型宫殿基址及域外珍稀资源供应点,说明了铃此种器物在二里头文化中具备极高社会等级,它的高等级性同使用者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职能相对应。从铜铃的角度,更多表现出铃的所有者在二里头社会中的政治职能,而从陶铃的角度,则反映出政治、军事和经济职能的三位一体,经济职能方面更多地表现在对高等级手工业生产的组织、管理和控制之上。铃的使用者,很可能是二里头社会中具备极高身份地位、集行政和军事职能为一体的贵族,他们同时负责高等级器物的生产和分配。从这个角度,进一步证实了手工业生产,特别是高等级礼器的生产在二里头国家文明中的重要性。以范铸技术为特征的中原青铜文明,为何最早的产品是铜铃而非酒器或食器呢?很可能是因为铜铃在二里头文化中更能象征贵族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职能,文明独特性奠定的二期,宫殿区的行政职能与作坊区的经济职能是二里头遗址最突出的文化内涵,高等级器物在早期国家形成中关键性作用同政权控制下的“高精尖”手工业生产对照,成为二里头文明最突出的特征,铜铃的使用者集政治与经济职能于一体,彰显其身份与职能的铃自然成为二里头文明的象征性器物。【3】

总之,相较之前的陶铃和铜铃,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铜铃附加了更多的社会意义,纳入了礼制系统之内,成为了重要的礼器,发挥着重要的礼制作用。【2】

这件单扉铜铃出土于安徽肥西大敦孜遗址,是安徽省境内出土最早的青铜器,虽然大敦孜遗址为商代遗址,但该铜铃年代应该比商早,为二里头文化时期产物,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以上两件青铜单翼铃都出土在三星堆遗址的冷家院子附近,据村民燕开忠说,1970年出土的各种铜器装在一件大铜容器内,因残缺严重,已一并作废铜交废品收购站了。这两件铜铃的形状,大同小异,顶部均有条形钮,纽两侧方穿,可能是挂铃舌或系铜铃之用,型制与河南僵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单翼素面铜铃类似。但腔壁凸线方框纹饰,有如山东、陕西关中地区出土的阔腔式青铜镜壁上纹饰风格。而与1986年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二十余件Ba型窄双翼铃趣异。其时代当在二里头夏文化之后,相当于商代早期,应是三星堆遗址发现最早的青铜乐器。【4】

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内出土铜铃共43件,分别埋藏在祭祀坑的中层和下层,中层出土铜铃19件(编号K2②),下层出土铜铃24件(编号K2③)。分九种类型,其造型既有几何形的,也有仿拟动植物形态的,颇富情趣(见上图)。铜铃出土时,伴出铜铃挂架16件,大小不同,似与大小不同的铜铃配置耐用,出土时有的铜铃还悬挂在挂架上(K2③:274),有的挂架上还悬挂铜牌形挂饰,挂饰有圆形、龟背形、扇贝形、箕形等共109件。从出土情况得知,铜铃是和铜挂饰、铜挂架组合在一起使用的。其组合形式为:铃挂架中央悬挂铜铃,附配的挂饰则悬挂在挂架架圈的挂钮上。

根据最新消息,2021年,在三星堆遗址八号坑的一角,又集中发现了几个铜铃。

经过以上青铜铃的比较,从技术层面分析,三星堆、二里头、肥西均出土了形制相似的青铜单翼铃,可见三者的青铜技术在年代上应该最接近,相互之间存在技术的传播交流。从造型上分析,唐兴认为最接近事实的时间排序,青铜单翼铃的出现,应该是三星堆最早,二里头次之,肥西最晚。【5】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铜铃,说明铜铃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特殊地位。就铜铃而言,从陶寺铜铃,到二里头铜铃,到庙底沟铜铃,再到三星堆铜铃,绝不是巧合。它们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习俗,或一族群的象征。

金沙遗址出土铜铃百余件,其中梅苑遗址出土铜铃12件。在金沙遗址梅苑地点出土的B型铜铃铃身上有明显的敲击痕迹,可以断定其使用方式是敲击使用。三星堆遗址出土铜铃皆有铃舌,而金沙遗址出土的无一有铃舌。可见,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铜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又各有不同。【6】

殷商时期也出土了不少铜铃,早商和中商时期的铜铃极为少见,而晚商时期的铜铃则数量大增,据统计约有400余件。是殷墟较常见的器物之一。安阳殷墟发现最多,约有350余件,出土时,大多系于狗颈上,多为一狗一铃,也有系于马项下的;个别的系于象项上。安阳司空村出土铜铃32件,出自22座墓中,这些铃大都附在狗架之上或附近。

殷商时期的铜铃大多出土在墓葬之中,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大都出现在殉葬狗的胫骨附近,显然商代晚期的铜铃主要是作为狗身上的装饰品了。

二里头时期作为重要礼器的铜铃在殷商时期转而变为狗的挂饰,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铜铃的功用发生这么大的转变,目前来看,这个问题难以明确解决。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铜铃在二里头时期礼制作用达到顶峰,是威信与财富的象征,而这之后,它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了。如前所述,铜铃与铜铙、铜镈、铜钟的关系密切,很有可能是在铜铃基础上发展,而这三者又成为了商周时期的重要神器,也就是说,铜铃体现的神圣性在这三种器物身上得到了延续,继续演绎着作为礼器的使命。另一方面,铜铃成为了殉狗身上的装饰品,功用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与礼器的神圣性相去甚远。【2】

把上面这些殷墟出土的青铜铃样式,与三星堆的青铜铃对比一下。发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铃与殷墟的青铜铃,形制差别相当大,从技术流入来说,三星堆如果是晚商时期从商人那里得到青铜技术,青铜铃的形制是不是更应该和殷墟相似呢?而它,为什么却更和二里头相似?

即使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铃,样式和殷墟出土的青铜铃也根本不同,反倒是比较清晰地反映了三星堆青铜铃的造型变迁。比如说,从单翼式变成了双翼式和无翼式,从普通型变成了艺术写生型。还有就是铃身装饰纹更加丰富,整体艺术造诣更加高超。但唯有悬挂的提梁一直精致小巧,与殷墟的青铜铃提梁绝不相同。

对比肥西和二里头的青铜铃,他们之间更加高度相似,从制造工艺流变上看,肥西顶端的提梁更细小精致,更大可能是受二里头的影响,且制造时间更晚。

再对比山西陶寺红铜铃和二里头的青铜铃,我们也可以明显观察出,二者之间根本没有传承影响的痕迹,其实是两个系统。从陶寺曾出土和它的红铜铃相似的陶铃看,陶寺的红铜铃的制造时间比陶铃晚得不多,这也印证了铃在上古时期的重要性,一旦有铜就要生产,可以等同视为掌握炼铜铸铜技术的时间点。

把石家河的陶铃和三星堆、二里头、肥西的青铜铃相比较。从造型上看,更加接近。也就是说,有可能后三者的源造型有可能来自石家河的陶铃。联系到三星堆文化里有明显的石家河文化的影子,我们似可推测,三星堆的青铜铃的文化源,有可能来自石家河。

从以上分析,我们似可认为,三星堆青铜铃受到石家河陶铃的影响,三星堆掌握青铜技术的时间比二里头早,二里头青铜铃的源头在三星堆,肥西的青铜铃是二里头文化晚期产物。【5】

西周时期亦有不少铜铃出土,如洛阳五女冢西周早期墓、洛阳林校西周车马坑、处于西周王畿(jī )重地的三门峡虢(guó)国墓地都有出土。其中在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铜铃81件,是系在马颈下的响器,形状大都相同,有的有纹饰,有的没有。宝鸡弓鱼国竹园沟墓地M6标示BZM6:10,铜铃陪葬在墓主头部和脚部,不应是马器,可能是一种日常装饰用品。

通过以上两处墓地出土的铜铃分析,两周时期的铜铃继续扮演着装饰品的作用,但这一时期铜铃一方面主要是作为车马器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殷商时期殉狗的装饰品了,另外一方面也成了人身上的装饰品,这从铜铃出土时有丝织品的痕迹可以看出。

总之,商周时期铜铃的功用相较二里头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里头时期作为礼制系统重要一环的铜铃在商周时期主要是作为装饰品使用了,其神圣性下降的很厉害。【2】

上海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鄂叔簋”,其方底内部正中心有一个半环,环上悬挂着一个青铜小铃,铃中有铃舌(见上图)。

《左传·桓公二年》曰:“钖鸾和铃,昭其声也。”意为君主需要通过声音的和谐,昭示自己的美德。“钖鸾和铃”是用在车马上的四种响器,其中“鸾、和、铃”皆属于铃类。

《诗·周颂·载见》:“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龙旂阳阳,和铃央央。鞗革有鸧,休有烈光。”形容诸侯朝见君主时,车马雍容,铃音有度。

《诗经·齐风》又有《卢令》篇,首句言“卢令令,其人美且仁”,通过描写猎犬所佩项圈发出的“令令”之声,衬托出田猎之人的德容之美。【7】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记载铃作为旗上饰物,如毛公鼎铭文中记载:“朱旂(qí)二铃”,它的意思是旗子的顶端有铃,所以用“铃”来指代“旗子”。

从上面这些文献资料,再结合考古出土的铜铃,可相互印证铃在当时的使用情况。也就是说,西周时期的铜铃,大多是作为马的装饰物使用。还有一些作为祭祀和礼器使用。虽然此时的铜铃大多是作为装饰物,但这些装饰物主要亦是为了彰显身份。

而最早在青铜铃上有铭文表示自己是青铜铃的目前发现有两件,两件都是西周早期,分别是:成周王令(铃)和王成周令(铃)。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件“成周王令(铃)”,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件“王成周令(铃)”。《史记•周本纪》最后篇:“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成周(今洛阳)。西周初期的一项重要国策就是营建成周(今洛阳)。武王崩后,召公、周公秉承武王遗志,营建了成周。成周铃从器型和铭文字体上判断,应该是西周早期器,作器之时应该正是成周草创之际,可以说它是西周王权的见证者。

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窖藏曾出土一组七件的编铃,其中一件近顶处也有穿孔,与2件成周铃别无二致,其年代约为西周中期。

另外,成周铃的铃舌为环形,而铜铃的铃舌多是管状、扁平或棰状的。管状铃舌可以追溯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扁平状铃舌则见于商代晚期的墓葬中,西周时期的铃舌多作棰形,底端较粗,顶端为环钮。成周铃的环形铃舌十分罕见。

有的学者认为,早期铜铃的主要用途,是作为装饰品使用,不宜称为乐器。有的学者在学术专著中,将铜铃归为“杂器”。

乐器是什么?严格起来讲,确实是指可以发出乐音以供演奏音乐用的器具,上述铃则所作为佩于人或器物、动物身上的装饰物,还谈不上作为演奏音乐之用。【8】

1988年,河南平顶山郊区薛庄乡北滍村西西周晚期的应国贵族墓地95号墓中出土一组编铃,共9件。出土遗物除编铃外还有甬钟。这组编铃应该是属于乐器。

1980年,甘肃省永登县榆树沟沙井文化墓葬中出土一组铜铃,共6件,大、中、小各一对。不排除作为乐器使用。

1980年,湖北省随州市均川乡刘家崖后山坡春秋中晚期曾国贵族墓出土铜铃一组,共5件,并放有序的放置于墓主右侧。这组编铃可能是乐器。

1988年4月,江西横峰县下阳村春秋末至战国初墓葬中出土了一组铜铃共11件,同出的还有青铜铎14件、青铜锸与青铜锛各1件。

1973年,河北蔚县南干渠工地一战国墓葬出土一组编铃,共10件。造型基本相同,大小略成序列。

战国游牧民族使用大量的青铜铃铛,这些铜铃多数应是车马饰物。可能还有一些是神职人员,如巫师、萨满他们举行法事时手中所持的法器。

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铃基本上延续了西周,主要还是各种性质的装饰物,以车马饰物为主,个别作为乐器使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出土,使用更为广泛,数量亦很庞大。在此不一一举例赘述。

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一:“(昭阳殿)明珠翠羽饰之。上设九金龙皆衔九子金铃。五色流苏。带以绿文紫绶金银花镊。每好风日,幡旄光影,照耀一殿;铃镊之声,惊动左右。”文献中记载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住在华丽的昭阳殿,不仅用明珠和翠羽装饰,还有九条金龙嘴里衔着九子金铃,下面垂着五色流苏,每当风和日丽的时候,彩旗的光影照进宫殿;铃铛的响声,在宫殿左右震荡。

《西京杂记》据传是西汉晚期刘歆著、东晋葛洪编辑抄录,而刘歆与赵飞燕生活在同一时代,又是西汉宗室、大臣。因此,他描述的昭阳殿应该是写实的。这是目前所见文献中最早有关“九子金铃”的记载,在六朝乃至唐宋的诗词文献中亦多有记载。笔者猜想,这种宫殿外的装饰物,个头肯定大于随身佩戴的饰物。

西汉凤尾铜灯,此器为行灯,或者是有柄香炉,前有深盏,尾部上翘如凤尾,凤尾上原悬铜铃七枚,现剩六枚,持器行走,有叮当之声,似如仙境。(图:平如恒)

虽然文献中有记载金铃,但金银材质的铃铛在汉代时期的墓葬中目前笔者未见相关资料(如有发现日后再补充)。但目前所见汉代的铃铛多为铜铃,亦多作为各种装饰用,可能还有个别用于宗教和作为乐器使用。

汉之后,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铃铛亦开始变得多元化。不仅从造型和材质上,还是用途上都变得更为广泛多样化。特别是作为饰物佩戴的铃铛,原来所见的各种铃铛都是开口内用铃舌撞击发声。西晋开始出现封闭的圆球形,仅留一条细小的开口,内置一小珠(铃核)滚动撞击发声。

东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第五有谓:“旭日初开,则金盘晃朗;微风渐发,则宝铎和鸣。”《洛阳伽蓝记•永宁寺》:“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南史·齐废帝东昏侯纪》载:“庄严寺有九子铃,外国寺佛面有光相,禅灵寺塔诸宝珥,皆剥取以施潘妃殿饰。”

南朝·梁元帝《金楼子·箴戒》:“ 齐武帝内殿则张帷杂色锦旗帐,帐之四角为金凤凰,衔九子铃。”

宋·欧阳修 《甘露寺》:“……危栏徙倚吟忘下,九子铃寒塔影移。”《欧阳修诗编年注》注“九子铃”云:“古代寺观风檐上挂的装饰铃,用金玉等材料制成。”但所谓“装饰铃”,却又是如何“装饰”呢,此铃之面貌,依然教人踌躇难寻。【9】

而目前从全国各地的两晋时期墓葬中,发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金银材质铃铛。其中最有名的一件当属西晋华芳墓银铃(上图),1965年北京八宝山西晋幽州刺史王浚妻华芳墓出土,现收藏于北京首都博物馆。

这件银铃整体采用了锤揲、掐丝、錾刻、焊接、镶嵌等多种繁杂的工艺,构思很新奇,做工也很精致。主体是个球形大铃,顶部有辟邪座环钮,球体上部以掐丝工艺制成八个乐人形象,乐人之间有连弧圈状花纹。每个乐人下面又分别用“S”形银链系着8个圆形小铃,每个小铃上嵌有红、蓝宝石,部分已失。

在古代文献中多次提到的“九子铃”,后人不知为何物。从《西京杂记》等众多文献中多次提到,“九子铃”主要是古代宫殿或寺庙等大型建筑上的装饰物,并由金龙或金凤衔之。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这种“九子铃”具体长什么样,但通过这些文献记载,可见其非同凡响。

直到华芳墓出土的这件掐丝镶嵌宝石银铃之后,很多学者认为找到了古代文献中的“九子铃”。

正如两汉魏晋习称的七子奁、九子奁,即大盒里边总装若干小盒而合为一器,小盒为七子,名为七子奁,小盒为九,名九子奁。一枚大铃悬缀若干小铃,便可依小铃之数而命作七子、八子乃至九子铃。【9】

不过有的建筑装饰亦取法于佩饰。汉代宫室内常饰璧,即仲长统《昌言》所称“壁带加珠玉之物”;六朝时则于幄帐四角悬垂玉璜、流苏之类。故佩饰中之铃铛与建筑装饰之铃的造型差别不大。昭阳殿的九子铃与潘妃三殿的九子玉铃虽已不可复睹,但读史者与读诗者钩稽史迹,或可根据这几件金银铃而仿佛其大略了。【10】

2002年5月初,江西南昌县小蓝乡开发园区省汇通物流公司基建工地西晋中期偏早墓葬出土金铃、银铃各1件。

银响铃 1 件 ( M1:12) 。球形。由两个半球合铸而成,其结合处有一道凸弦纹。半球一端顶部有一个稍大的半环状纽,其四周饰5个小的环形纽,其中三 个小环纽上还系有残留的链环。另一半球下端中间 开一条缝,缝两侧饰4个对称环状纽,其中两个残。摇动可发出响声。直径 3.2 厘米(见上图)。【11】

虽然有残缺,从球形大铃上残留的银链来看,上面原来应该挂有另外的几个小铃或其它饰物。但从形制来看,应该与华芳墓出土那件银铃相似,且分别处于同一时间的南北两地。

类似这种银铃在两晋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常有发现。1975年,湖北鄂城省冶建工地10号(新墓号2179)墓出土过一件银铃。这件银铃由两个半圆球合成,上方正中有一半环形钮,周身附有9个小环(上5下4),个别小环上还残留有银质细带,说明原来可能缀有小铃之类的物件。大铃体内还放置一实心小铁珠作为响铃之用。形制与南昌县那件一样,只是仅存球形大铃及上面用于悬挂的环钮。

根据《鄂城六朝墓》:鄂城朱刘陈M3号(新墓号2248)西晋墓出土一件银铃,也是由两个半圆球合成球形,每个半圆体上各4个小铃,并以“8”字形细银链与大铃相连。由于此铃残缺较甚,铃钮已缺失,大铃体内是否放置有铁珠亦不清楚。铃直径为2.6厘米,所悬挂小铃的直径为0.5厘米,残重2.4克。

2003年,山东临沂洗砚池M1号晋墓共计出土金铃4件、银铃18件(根据《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考古简报中记载M1东银铃10件,西金铃4、银铃8)。但是,《临沂洗砚池晋墓》书中记录M1东室出土银铃9件(但根据墓室平面图算应该是11件)。M1西室出土金铃4件,银铃17件。共计应该是金铃4件、银铃28件。详细记录见下图。

M1东棺内没有出土金铃,9件全为银铃,都是素面。其它都对得上编号,仅M1东:101在平面图中标为有5件铃,但这里只有3件。分别是101-1~3(见上图)。可能书上没有全部罗列出来。可能总数为11件银铃。

M1西:20、35、71、78、82这5件银铃是出土于棺外。所以,加上棺内编号为32、34~37、39、42、46、51、52、55、56的12件银铃,从平面图上算应该是共计17件。只是书上没有全部罗列出来。

其中编号M1西:20的银铃较为特殊,所以做了特别描述(上图考古简报并没有说8件银铃形制都一样)。表面有分布均匀的9个环纽,分别下连一个小银球(铃)。铃上饰菱形纹、联珠纹及变形卷云纹,并有镶嵌物,但已脱落。大铃直径3.5、小铃直径1.5、通高4.3厘米。这件银铃虽然不及华芳墓出土那件银铃精美,但形制极为相似。

孙机老师在《三子叉和九子铃》一文中,可能受上面考古简报内容的误导,认为此墓室出土了8件九子铃。

以M1西室为例,从棺内平面图上来看,这些金铃和银铃应该是作为孩子的饰物佩戴所使用的。

银铃 1件(M6:62)。被压变形。圆球形,内置铃核。顶有扁圆形系纽。腹部均匀分布8个环纽,分别通过银链下连一个小银球。复原直径2.7、通高3.2厘米。【12】

仙鹤观出土的这件银铃虽然没有实物图片,博物馆里也未见展示,但根据考古简报描述,它的样子应该与华芳墓出土那件相似。同时,根据考古简报的遗物平面图来看,金铃和银铃应该是与其它饰物一起作为饰物佩戴的。

金铃 1件(M6:67)。扁球形,顶有一扁圆形钮。中央有一宽弦纹接痕,底有线形音口。内置铃核,摇动作响。球径2、通高2.2厘米。【12】

笔者目前收集的资料有6件“多子铃”。除了少量有掐丝镶嵌等复杂工艺的“多子”银铃外,同时期其它大部分金铃、银铃多为简洁的素面。除了前面介绍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的素面金铃、银铃外,其它两晋时期的素面金铃、银铃形制多与江苏南京仙鹤观M6号东晋(高悝夫妇)墓出土金铃相似(上图)。如:

根据《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金铃4 只。圆形,由两个半圆合成,一面开一条线口,另一面为穿缀的鼻纽。两件较大的内有一物,摇动作响,大的直径1.9-2.4、小的直径1.3厘米(上图)。形制与仙鹤观M6金铃一样。

根据《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摘要:1957年,辽宁北票房身村M2号晋墓出土金铃21件(见上图)。大铃13件,腹径2、通高2.1厘米;小铃8件,腹径1.1-1.6厘米,通高1.5-1.7厘米。这21件金铃除大小有别外别无二致,系用两金片压成半圆形后对口扣接而成,铃口有环形鼻、底部切一长方形口,铃内以铁丸为胆,铃面光洁如新,作工精细。

由于在清理前已被农业社员取出54件文物,其中就包括了这21件金铃。因此,金铃原始位置不清,但根据形制分析,应该是墓主生前佩戴的饰物。

2002年5月初,江西南昌县小蓝乡开发园区省汇通物流公司基建工地西晋中期偏早墓葬出土金铃、银铃各1件。这是那件金铃。

金响铃 1 件 ( M1:13) 。球形。由两个半球合铸而成,其结合处有一道凸弦纹。半球一端顶上穿有一金丝做成的纽;另半球下端中间开一条缝。摇动可发 出响声。直径2.1厘米 。【11】

这件金铃的形制与前面几件东晋墓所出土的金铃、银铃十分相似,从图片来看,仅上面系钮有区别。

另外,从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的金铃、银铃形制来看,虽然也是素面,但从制作工艺来看,笔者认为与其它晋墓所出金铃、铃相比更为成熟。

根据《镇江东晋墓》考古简报:江苏镇江M18(四摆渡蚕研究所M3)号东晋中期墓出土银铃3件,扁球形,半环钮,径1—2.8、高1.3—3厘米。

根据《大同市齐家坡北魏墓发掘简报》:金铃一组6个。形似扁钟,上部有一圆环,每个长1.5厘米,共重3.5克。岀土于肋骨旁。目前未见图片资料。

根据《内蒙古呼和浩特美岱村北魏墓》考古简报:金小铃 7件。铃直径1.5厘米,用小链连接在一圆泡上,泡上有小孔,并压有简单的锯齿纹,也是一种衣饰。出土位置不详,目前未见相关图片资料。

从这些考古资料可见,在两晋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金铃、银铃。也反应出这种圆球形的金铃、银铃在当时应该是种非常普遍佩戴的饰物。这种情况亦可从各种文献中可见。

梁简文帝萧纲《怨诗》:“黄金肘后铃,白玉案前盘。”诗中描述到用黄金制作的铃铛佩戴于手臂。

《搜神记》卷十八里有件“猪臂金铃”的趣事:“晋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吴郡,还至曲阿,日暮,引船上,当大埭,见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晓,解金铃系其臂,使人随至家,都无女人。因逼猪栏中,见母猪臂有金铃。”虽然这是个志怪故事,但至少说明金铃在晋朝时,应该普遍佩戴于(有一定经济实力或地位)男子或女子手臂。

2004年,大同交通苑北魏墓群出土嵌宝石金耳坠,金耳环上挂一琥珀珠,另挂金丝弹簧状绳,中间是一颗镂空炸珠金球,金球上悬挂着几个小金铃(或球,从图片看应该是与两晋墓出土金铃相似)。镂空炸珠金球与小金铃(球)的结合,与华芳墓出土那件银铃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金银材质的铃铛形饰物外,笔者在收藏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微型圆雕饰物中,见过一种炭(煤)精材质的铃铛形饰物,目前已经见过好几件。其造型与两晋时期流行金银材质的铃铛饰物相似。但不同的是这些炭(煤)精材质的铃铛形饰物是实心的。

至于为什么没有掏膛,目前无解。可能因为掏膛技术问题,亦有可能没有必要掏膛。笔者认为,掏膛过后的这种铃铛容易碎,而且声音可能也没金属的响亮。所以这仅仅是作为宗教,或者简单的装饰物。这种材质的铃铛饰物仅见于四川地区。

南京仙鹤观六号东晋墓出土金铃一、银铃一,同墓所出并有道教用具。金铃和银铃俱出在墓主人身边,也是道家所佩之物。南朝齐、梁时道教学者陶弘景《真诰》卷五《甄命授第一》:“君曰:太极有四真人,老君处其左,佩神虎之符,带流金之铃。”同书卷一《运象篇第一》则曰紫薇夫人见降,与一神女俱来,“神女著云锦,上丹下青,文彩光鲜。腰中有绿绣带,带系十余小铃,铃青色、黄色更相参差”。又卷三《运象篇第三》录李夫人诗曰“冠轩焕崔嵬,珮铃带月珠”。《晋书•武十三王传》曰,“初,(司马)覃为清河世子,所佩金铃欻生隐起如麻粟,祖母太妃以为不祥,毁而卖之。”古者以为此乃覃见废不终之验,后覃果然被害。【13】 当初,司马覃为清河世子时,他佩戴的金铃忽然隐约生出麻粟似的斑点,他的祖母陈太妃认为不祥,毁坏金铃并出卖。占卜者认为金是晋朝即将兴盛的征兆,司马覃作为皇室继承人,这是吉兆。毁坏而出卖,象征司马覃被废不能善终。 后来,司马覃果然被废黜并且遇害。

扬之水老师认为,这种金银铃铛跟当时的道教有关。但笔者认为,更可能跟佛教有关。

《大般若经》第一曾说:“天花垂盖,宝铎珠幡,绮饰纷纶,甚可爱乐。”又有《理趣经》说:“铃铎缯幡,微风摇击。”又《宝箧印陀罗尼经》说:“其塔乃七宝所成;上下阶级,露盘伞盖,铃铎轮樘,纯七宝所为。”

“庄严寺有九子铃,外国寺佛面有光相……”从文献中可见,“九子铃”跟佛教寺庙有关的可能性更大。至少在南北朝晚期到隋唐时间佛造像的璎珞上,能找到两晋时期一模一样的铃形饰物。又或许,两晋时期铃铛着重出现于道教文化中。随着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铃铛又融入到佛教文化中。

这一件隋代菩萨立像胸口挂着一枚大铃铛,形制与两晋出土的多子铃一模一样。虽然小铃残缺,但依然能辨认出上面的痕迹,可见原来是悬挂着几个小铃铛的。当然,这些照片我拍的不够清晰。我们再看看几件国外博物馆同时期佛造像的高清图片。

对佛教艺术研究并不是我的强项,但从这些造像纹饰中的这些铃铛璎珞来看,笔者认为可能是受中原文化影响后融入进来的。从目前我掌握的资料来看,主要出现于北齐、北周至隋代的佛造像上。这一点,和胜形纹饰出现在同时期的佛造像上类似。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铃铛除了随身佩戴的饰物以外,还有其它各种装饰用的铜铃,这些装饰性的铜铃已经非常普遍的使用在各种场合和事物中,除了车马,还有建筑,宗教仪式、日常生活用品等等都可见。比如:

《三国志•甘宁传》:“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也。……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ěr],用鸟羽兽毛做的装饰品)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文中记载,孙吴名将甘宁随身佩戴有铃铛,百姓一听到铃声,就知道是甘宁来了。但也有学者认为是甘宁所骑战马所系的铃铛,但是作为装饰战马的铃铛在当时应该是很普遍的,不足以能区别于其它将领的战马。除非甘宁所使用的铃铛是一种特殊的铃铛,这样才能让百姓一听就能知道。另外,“挟持弓弩,负毦带铃”,我个人认为,此铃更有可能是甘宁所使用兵器上的装饰物。

《北史•魏陈留王虔传》云:“王虔膂力过人,每每觉得 一般长矛既轻且短。于是增大矛制,怛仍觉轻不适手,便又加了些铜铃在矛刃下。”拓跋虔容貌魁梧雄杰,勇力超群。他总是嫌矛过于细短,便大大地加粗加长,就这样他还觉得太轻,便在刃下缀上铃。

早在商代时期就出现了铃首剑,可见,在兵器上装饰铃铛历来有之。文献中没有详细说明甘宁所佩戴为何种铃,但可以通过前这些六朝时期出土的各种铃铛,可以推测一下:甘宁所用的可能是金铃或银铃,亦可能是铜铃。而陈留王拓跋虔所用矛上的铃铛肯定比较大,才能增加一定的份量。虽然这些都是猜测,但兵器上的装饰物由来已久,比如从明代绘画《出警入跸图》上就可见刀背上挂有红缨,红缨上可能就挂有铃铛。这就让我想起描写甘宁的那句:“挟持弓弩,负毦带铃”。

隋唐及宋时期铃铛的造型延续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就是圆形无舌,内置铃核,这种造型一直流传到现在。而这种铃铛的使用范围也和现在一样,运用广泛。可能还直接影响到了日本铃铛文化及哆啦A梦。

1985年,陕西西安临潼区新丰镇庆山寺佛塔地宫出土一组鎏金铜铃,残、整共计30件。原是释迦如来舍利宝帐四挑角上的饰物。因年深久远,系强朽断,出土时皆散落于帐座上和淤土中。【14】

1969年,河北省定县(今定州市)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錾花银鎏金佛像舍利塔,塔顶边缘挂12个银铃。

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遍流行佩戴金铃、银铃等饰物。所以能在同时期的墓葬中大量出土。而魏晋南北朝之后,这种习俗逐渐消失。在此后的墓葬中几乎见不到随身佩戴的金银材质铃铛。而所见的以银铃、鎏金铜铃为主的都是一些佛教器物上的装饰物或马具。因此,这类铃铛作为器物中的一种小配件,一般都不被重视。所以,在考古出土文物中,很少分类出来展示。

游牧民族离不开马,所以辽金元时期的车马上都少不了各种铃铛的装饰。特别是辽代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鎏金铜铃。

1986年,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东北10公里斯布格图村西的山南坡上,发现了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在墓葬的西耳室内发现两套完整的马具,在这两套马具上就有鎏金铜铃。

1954年,内蒙古赤峰红山区盔甲山南麓,从辽代驸马赠卫国王萧沙姑夫妇墓中出土的马具上,亦有鎏金铜铃。

草原游牧民族有爱马、饰马的习俗。同时,以马具随葬亦是其民族习俗。辽受唐文化的影响,其所使用的马具与唐相似。从这些考古出土的鎏金铜铃来看,形制也是延续了唐代风格。其实,这种马具上的铃铛造型一直延续到当代。

明清时期的铃铛主要还是以铜为主,亦主要也是作为日常各种装饰为主。除了日常装饰外,还有就是萨满教中所使用的铃铛。萨满教使用铃铛的传统可追溯到战国或更久远,但目前能找到的可能就只有清代的。

此件对襟萨满服集中展示以鸟类崇拜为突出特征的蒙古萨满信仰的基本特点。长袍前后及袖上缀饰彩布条,伸开双臂直立时,布条展开呈倒扇面形。同时,其前胸、后背都佩戴铜镜和小铃铛,以表示其“法力”非凡。【15】

明清时期,民间还有一种虎头铃,顾名思义就是铃铛的造型是以虎头为形。通常这种铃铛下面的开口即是虎口。这种虎头铃到现在,还有一直在民间使用。

清代虎头铃铛,材质为黄铜,圆圆的肚子,摇起来声音清脆,铃铛上面刻有不同的花纹,非常古朴别致。清代的铜铃多半为传承明代工艺,喜欢在铜铃身上镌刻文字,不同之处是满族人是马上民族,骑马射箭,一般在战马(或牲畜)的颈部系上铜铃,喜欢铜铃上镌刻狮虎纹饰,以显威武。虎头铜铃多半不带文字只有少数青铜铃带有法、虎、威、舆、王、元等单字类铜铃,带“京楊同舆”四字的纹饰更是非常少见。【16】

还有一种银制的虎头铃,多作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佩戴的饰物。主要起到驱邪避灾的作用。

明清时期金银器加工制作非常成熟,其中不乏金银材质的铃铛形饰物。像上面这件银质响铃,由两片相同的银片通过锤揲、錾刻、焊接的工艺制作成一件瓜果形响铃,中间有一银核,摇晃即可发出悦耳的响铃声。类似的银铃还有很多,造型亦有其它瓜果、鱼化龙等造型。

远古时期的陶铃最初可能仅仅是日常用品,或有某种特殊功能或意义;随后在青铜时代,赋予了青铜铃神圣的宗教祭祀和礼制功能;再到铁器时代,各种材质和造型的铃铛又逐渐回归生活,成为车马和日常生活的装饰物、或乐器。直到现在,随着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不断提高,铃铛神圣的光环早已不在,变的越来越普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事物之一。

本来我只想写一写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铃铛形饰物,想着既然写了,就想着引用了些中国古代早期的铃铛文化资料,结果资料一整理,发现铃铛在中国古代的地位非同一般。索性整合资料就写成了中国古代铃铛文化史。本文仅仅是一部分我能找到的资料,也无法将所有铃铛收入一篇文章。我也是边写边学习,过程中大量的引用了很多学者所写的相关文章。在此感谢他们为研究中国古代各时期铃铛所作出的努力,让我学到了很多之前没有接触到的知识。另外,本文只介绍用于悬挂和佩戴的铃铛,而手摇铃等其它铃类不在本文内赘述。

【1】王文然:《从仰韶时代陶铃到殷墟文化的铜铃来看铃的发展演变历程》,《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年第03期。

【4】敖天照:《商代青铜单翼铃在三星堆遗址陆续出土》,四川文物2009 年第2 期。

【6】沈博 幸晓峰:《三星堆与金沙出土铜铃比较研究》,《音乐探索》2016第01期。

【11】《江西南昌县小蓝乡西晋墓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6年第1期。

【12】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第3期。

【14】临潼县博物馆, 赵康民 :《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记》,《文博》1985年05期。

白艺汗:《辽代出土铜铃的研究》,《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07期

孟和套格套:内蒙古博物院《大辽契丹》马具艺术欣赏,公众号《乐艺会》转载。

文章中所用部分图片资料来源于以上相关资料,个别图片资料来源于网络和博物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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