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外交官记载南京大屠杀:残忍“猎杀” 妇女私处被塞高尔夫球棒

题记:“所有这些痛苦和不幸的主要承受者是中国人民、农民和苦力。他们处在疯狂的敌人和本国的上层阶级之间,一边是敌人肆无忌惮地使用一切手段屠杀他们,一边是躲在安全的大后方,他们高叫‘人民改革和新生活’等一切漂亮口号,鼓吹要‘誓死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却听任平民百姓的房屋和家产被自己的人和敌人的部队烧毁和抢光,凡是没有盲从地带着老婆孩子、衣被和箱子躲到虚假安全的后方去的人,成千上万地成了被毫无顾忌地使用现代战争手段进行屠杀的牺牲品。”——德国外交官罗森1937年12月24日给德国外交部电文

德国外交档案中有数量极多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张宪文教授领衔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辑进行了精心的整理。德国虽然当然和日本走得很近,日本外交官对南京德国外交官的请求也是相当的重视,但是,德国外交官和公民并没有得到日本方面很好的对待,他们同样遭受了日本兽军的野蛮掠夺和蛮横对待。他们留下的文字是对日本南京暴行的深刻揭露。

日本人屠杀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是有计划的,第一步是借口有大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便衣兵)躲进了难民区,对他们的安全造成威胁,他们大量地从难民区中拉出青壮年男子进行集体屠杀,而后,又通过各种各样的检查,杀害他们认为可能是士兵的一切中国男子。无组织地屠杀就更多了,他们施暴时阻止他们的中国人,施暴时稍微有点不顺从他们的中国人,以及因为害怕他们而在他们面前奔逃的人,都可能被他们杀害。

1937年12月30日德国大使馆北平办事处寄给德国驻华大使馆(汉口)的电文的附件1中收录的A.T.斯提尔的报告对日本人的有组织屠杀中国军民的行径进行了深刻揭露:“日军为了找出士兵和‘便衣士兵’,搜遍了整个城市。数百人被从难民营带出并被处死。男子们每两三百人被编成一组,然后带到方便行刑的地方,在用步枪和机关枪将其杀害。有一次为了杀害被捕的几百个人,动用了坦克。我亲眼目睹了一次集团行刑。有两三个日本士兵跟着他们,把他们押往一块空地。在那里,他们被三三两两残酷地枪杀。一个日本兵拿着步枪,站在堆成小山的尸体上,向稍微有点动弹的人身上发射子弹。”

斯提尔先生根本看不下去,他对此暴行,义愤地评论:“我在西部曾经看到别人猎捕野兔。猎人们面对无力的兔子慢慢地收紧警戒线,把它们驱逐到包围圈里。兔子就在那里或杀死。南京的情况简直与其一样,只不过牺牲品变成了人。陷入圈套中的人和兔子一样无力,无法进行抗争。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扔掉了武器。”

S.贝德士博士和克勒格尔先生的记述也描写了日军野蛮屠杀的血腥暴行。贝德士博士写道,日军将中国士兵绑成一串后枪杀,虽然这些士兵已经脱掉了军服。日军征用了大量青壮年的中国男子充当他们掠夺物资的搬用工,在他们完成工作后,有强令中国警察从中选出400人,将他们50人一组捆绑在一起,枪杀。科勒格尔先生写道,扔掉的众多军服向日本方面暗示了城内潜伏着大量已经换上了平民服装的士兵。以此为理由,无数起毫无疑义的枪杀成了家常便饭。在没有任何军事审判和没有遭遇一枪抵抗的情况下,日军枪杀了五六千人,为了省去埋葬尸体的麻烦,其中大部分的屠杀行为发生在河边。南京城内的尸体随处可见。伤兵和市政府、发电厂、自来水公司的工人,及众多的城市和平居民和农民被无辜地枪杀了。12月14日至26日,克勒格尔在南京政府交通部附近的马路上看到30名左右被绑成一串后枪杀掉的苦力和士兵的尸体;山西路旁的小池塘里躺满了50具左右的尸体;他在某个寺院里见过20具左右的尸体。1938年1月6日,德国大使陶德曼自汉口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日军在广场上把1000名中国人捆起来并让他们站好,然后将他们分批依次带走,把他们枪杀,是让他们跪着,开枪打穿他们的后脑。在此之前,在南京的德国人观察到了100次左右用这种方法进行的行刑。退休中校布林克曼在1938年3月18日致斯特拉赫维茨的信函中提到,1938年1月13日,江苏路口还有20具尸体。

德国外交官和公民记述了大量日军的性暴行。日军施暴对象不分老幼,而且日军在施暴后,往往杀害中国女性。大量中国女性被兽兵并杀害。

德国驻南京外交官罗森在1938年1月15日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对日本的性暴行进行了深刻揭露:“许多日本士兵冲进大使先生的住房,要求把那里的妇女交给他们。不断有妇女被送到美国教会医院,直至昨天还是这种情况。这些妇女的身心受到严重损伤,她们先是遭受,然后不是被刺刀杀害就是被其他物件打伤。一位妇女的颈部被割开一半,这位不幸的妇女还活着,使威尔逊医生也感到吃惊。一位孕妇腹部被刺一刀,腹中的婴儿被刺死。送进医院的还有很多被奸污的,她们当中一个先后被20人。本月12日我的英国同行、领事普里多·布龙,英国武官洛瓦特·弗雷泽和英国空军武官温·沃尔泽在察看英美烟草公司帕森斯先生的住宅时发现一位中国妇女的尸体,一根高尔夫球棒从下部直接这位妇女的躯体。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妇女拖走奸污,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亲属的面满足他们的罪恶。”

1938年2月1日,罗森先生又向德国外交部报告,一位逃到南京安全区主席、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代表拉贝先生住处避难的24岁中国姑娘,在回到叔叔家取食品时被日军。1月30日,拉贝先生在中国司法部附近的意见空房的棺材上赶走了一位醉酒施暴的日军士兵。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1938年2月12日编号102的报告附件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1月1日,一位德国外交官在汉口路附近的一处房子里,看到了一个日本兵脱光衣服压在一个漂亮的中国姑娘身上她,姑娘惊恐地不断哭泣。德国外交官痛骂这个日本兵,日本兵把裤子提在手上,匆忙逃走。

日本军队在南京的种种暴行最恶劣的不仅仅是杀人和,他们还肆无忌惮地抢劫,不仅洗劫中国人的财产,就是对于在南京的外国使领馆和外国公民的住宅和财物也不放过。他们就是公然抢劫。他们为了毁灭罪证大肆纵火。

克勒格尔在1938年1月13日的私人报告中写道,残暴的日本士兵闯入难民区和民房,疯狂抢劫,在南京城内已经找不到没有被日军抢劫过的家庭。“上了锁的门和衣箱被粗暴地撬开,所有的东西都被翻弄过,被带走或毁坏,当时和现在都完全没有见过日军尊重在宁的外国国旗,德国国旗也不例外。通过我们拼命的努力和挥舞德国国旗,总算保住了自己和朋友的财产以及佣人的生命,但仍然常常受到日军军官和士兵的威胁。”他停在车库的汽车被日军抢走,虽然他为了防备日军抢劫,已经将汽车前轮卸掉了。

1938年1月6日,德国大使陶德曼自汉口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中国人的家无一例外遭到抢劫,大部分欧洲人的家也被日军抢劫一空。日本根本不把外国国旗当回事,屋顶上飘扬的欧洲国家的国旗被日军扯了下来。日本士兵闯入外国人家中,抢走家具扬长而去,他们好像特别喜欢挂壁式钟表。在教会医院鼓楼医院,日本士兵逼着护士门站成一列,没收了她们的手表、自来水笔和钱。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1938年2月10日编号95的报告附件显示,日军的大肆抢劫和破坏导致在南京的外国公民生活艰难。日本人供应欧美人士的粮食少得可怜,欧美人士爱吃的洋葱没有了,只能吃一点蔬菜和米饭。在江南水泥厂的丹麦人辛德贝格冒险进城,给他们送来了一只小猪、鸡蛋和两只鸭子。可是他在途中却险遭日军毒手,他送出了一箱啤酒,并在一名中国军官和三名中国男子的掩护下才保住性命。

日本军事当局有计划地纵火毁灭罪证,他们主要焚烧被他们抢劫一空的商业区。拉贝先生在1938年1月14日给上海理事会主任W.迈尔的信中写道:“德国60幢房屋有40幢遭受不同程度的抢劫,4幢被全部烧毁。这座城市约三分之一被日本人焚毁。纵火行为仍在继续。这座城市已没有商店,不是遭受打砸,就是遭受抢劫。”陶德曼大使在1938年1月28日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从12月20日起,日本人开始系统地烧毁这个城市,直到今天他们成功地烧毁了约三分之一,尤其是城南的商业区。我们领地附近的商业房屋和居民区都在其中。烧毁行动现在减弱了一些,就是说,他们现在还只烧毁一些至今没有见到的和被忽略的单幢房屋。更有甚至,所有房屋事先都被有计划地通过组织的队伍用卡车洗劫一空。”退休中校布林克曼致斯特拉赫维茨的信函中披露了这样的事实: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南京的面貌完全变了。日本人天天在纵火烧房子,目前已经轮到了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和长江路。整个城南和夫子庙都被抢光和烧光。用百分比来表示,南京全城被烧光了30%-40%。

德国外交官和公民中涌现出很多拯救中国军民的英雄,拉贝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典型。拉贝虽然是纳粹党员,但是他在南京大屠杀当中表现的救苦救难的人道主义精神永远被南京居民铭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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